民国邮票指在 1912 年至 1949 年期间发行的邮票，包括将大清邮票加盖《中华民国》
邮票和由中华邮政发行的中华民国邮票。
民国邮票的价值很高，最为突出的是“民国五珍”。
排名第一的是“宫门倒印”邮票
1913 年（民国 2 年），中华邮政总局正式发行了第一套伦敦版帆船普通邮票。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英国印刷邮票难以按时运到，于是改在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厂（即通称的白纸坊印刷厂）印刷。该局依照伦敦版帆船图普通邮票的三种图案另行雕刻印制，纸质为无水印白纸，邮票全套 22 枚。因是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承印，所以又称北京一版或北京版帆船票。图案与伦敦版帆船票基本相同，仅面值增加了 1.5 分（紫色）、1 角 3 分（棕色）、20 元（黑、黄色）3 种。
在这套普通邮票中，面值 2 元的出现中间宫门倒印的著名变体，集邮界俗称“宫门倒”，
将其列为“华邮四宝”之一，“民国四珍”之首。20 世纪 80 年代，旅菲华人集邮家黄光城
又将其列为“民国五珍”第一位。
宫门倒印珍邮是如何产生的呢?原来，北京老版帆船票的元值票为双色套印，2 元票的
中心图案“宫门”为黑色，边框为蓝色。这种印刷方法是分两块版模套印，一般先印边框，
后印中心图案，由于印刷工人忙中出错，将其中一个版模放倒了，所以印出来的邮票中心图
案“宫门”是倒的。
宫门倒印邮票是怎样流出来的呢?官方的邮政史上没有记载，集邮界有四种不同的说
法。
第一种说法是从汉口邮政局流出来的，数量是一个全张，共 50 枚。当时主管汇兑的广
东人余逸云首先发现，要求局长给他留下 2 枚作为纪念，其余 48 枚送交邮局邮务长，邮务
长又原封不动地上交北京邮政总局英籍邮务长阿林登。阿林登利用职权倒据为己有，后来陆
续流入邮市的宫门倒印邮票大多出自阿林登之手。第二种说法是此票发现于河南阌乡邮局。1919 年底 1920 初，一位修陇海路（汴洛铁
路）的法籍工程师到邮局购得十余枚宫门 2 元票，发现此枚邮票中心图案是倒印的，便将
所剩的中心倒印全张全部买下。
第三种说法，此票发现于山西太原邮局。也是 1919 年底 1920 年初，一位喜欢集邮的
法国人到邮局购买了一枚面值 2 元的宫门票，准备收藏，回家时才发现是一枚中心图案倒
印的错体票。于是，他又立即赶到邮局，要求把中心图案倒印的邮票全张全部买走。邮局职
员得知是倒印票，除了售出 1 枚及用于汇票 1 枚外，其余的 48 枚再也不肯出售。外籍局长
下令收回倒印票，但他并未呈总局销毁，而以 96 元全部买下，最后以 15 倍至 20 倍的高价
售于上海某邮商。
第四种说法，此票发现于河北石家庄邮局售票窗口，共 50 枚一全张，已在汇票上用去
2 枚（从中剪开）。那天，一位法国神父发现是宫门倒印邮票，便将其余的 48 枚全部买下。
他要求职员再拿几个全张出来观看，再也没有发现倒印邮票。这些说法证实了宫门倒印是存
在的，数量极少，大概为一个全张 50 枚或两个全张 100 枚。
近年来有些民国邮票专家根据此票厂铭位置和齿孔偏斜程度，推测宫门倒印邮票确实
存在两个全张。然而，经早期中外集邮家调查，有着落的仅 49 枚。存世量 30 余枚，大约
与红印花小一元邮票相等。宫门倒印邮票不是正票，只是变体票，其价格不可能与红印花小
一元邮票相提并论。然而，宫门倒印邮票在我国早期变体邮票中，身价多年来始终排在首位。
其实寄封更为罕见，存世仅 1 枚，被日本已故集邮家水原明窗收藏。
在北京邮星贸易公司 1996 年北京邮品大拍卖会上，一个横双连“宫门倒”以 75 万元
拍出。2010 年在香港举行的苏黎世亚洲春季邮票拍卖会上，一枚“宫门倒”以 103.5 万港
元的天价拍出，刷新“宫门倒”邮票的世界拍卖纪录。
排名第二的是“限省新贴用”邮票
中华民国时期因各省长期军阀割据而形成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币制，差异很大。而邮票都
是由邮政总局统一印发的，再按当地币值按邮票面值出售。为防止有人从中牟取暴利，邮政 总局在邮票发行中，采取加盖限省贴用的方式。如“限四川贴用”、“限吉黑贴用”、“限
滇省贴用”等邮票。
其中“限新疆贴用”的邮票。加盖形式是“限新省贴用”5 个楷体字，直行加盖于邮票
中央。除面值 1 元票加盖红色外，其余均为黑色加盖。在加盖中出了毛病，“限新省贴用”5个字长 16 毫米，呈直行。但“限”字向左略偏 1 毫米，俗称“新省歪头”。这套邮票于 1915年（民国 4 年）发行，全套 16 枚。在第二次加盖时，把“限”字移正，俗称“新省直头”。
由于“新省歪头”邮票数量少，价格较贵。
在这种“限新省贴用”歪头邮票中，令人们注目的是，在面值 1 元的“宫门”邮票上，
加盖红色的“限新省贴用”5 个字中，其中 1 枚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颠倒，变成“限省新贴
用”。这种错体票是由于印刷工人在子模制版时，工作疏忽造成。这次加盖不仅出现“限新
省贴用”歪头，还造出“限省新贴用”错体票。这是限省贴用邮票中的珍品，为数很少，十
分珍贵。
这枚珍贵邮票是怎么发现的？
据说，当时一位外国人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邮局函购了若干套“限新省贴用”邮
票，在清点邮票时，发现 1 枚面值 1 元的邮票将“限新省贴用”误印为“限省新贴用”。于是，他给新疆迪化邮局写信并汇款，要求将全张邮票中仅有的 1 枚错印票，连同 3 枚正确邮票撕成四方连，无论有多少，全部购买。迪化邮局接到来信后，检查面值 1 元全张邮票中，果然有 1 枚错印票，当即将该错印票全部撕下，上交销毁。
排名第三的是“暂作贰分”倒盖邮票
1922 年 11 月 1 日（民国十一年），邮政当局调整邮资，明信片和印刷品邮资由 1 分
调为 2 分，国内平信由 3 分调为 4 分。时值年底临近，贺年邮件猛增，2 分邮票出现紧张，需要大批 2 分面值的邮票，再加上当时平信邮资已由 3 分改为 4 分，3 分面值的邮票用量大减。于是，邮政当局决定将库存北京老版 3 分帆船邮票加盖为 2 分邮票使用。加盖的方式是用红色油墨在邮票中心加盖“2Cts.”，两侧加盖“暂作贰分”，四角用五角星盖住原面值，加盖全张为 50 枚。
在加盖过程中，由于印刷工人粗心，竟然将极少部分邮票上的加盖文字倒盖。关于这种
倒盖错体票的发现，传说是一位外国人到苏州游玩，在邮局买了 2 枚面值 2 分的邮票寄信，拿到手中后发现邮票是倒盖错体，便又买了 12 枚。这时，邮局营业员才惊奇地发现文字倒盖了，便请示局长立即停售，并动员这位外国人把已购到的倒盖票退回。但这位外国人坚决不退，营业员只好把未售出的倒盖票全部封存，并上交邮政总局销毁。据考证，这种错体票存世量仅有十几枚，实寄封仅有 1 枚。因数量少，极为珍罕，被集邮家列为“民国五珍”之一。
上图右侧为“暂作贰分”倒盖邮票。
1991 年 9 月，美国著名华邮集藏家施塔少校的遗集在苏富比上拍，拍品中有《帆船叁
分暂作贰分改值倒盖》邮票一枚，它是施氏于 1931 年从 Klein 手中购得，此票系 1924 年 7月 1 日在四川石县邮局售出。1996 年 4 月，苏富比公司在香港拍卖 1 枚《帆船叁分暂作贰分改值倒盖》新票，最终以 32.2 万港币成交。2006 年 10 月 28 至 29 日香港布约翰邮票拍卖公司在怡东酒店举行的邮品钱币拍卖会上，1 枚位于 19 号票位的《帆船叁分暂作贰分改值倒盖》新票以 46 万港币落槌，远远超出 25 万港币的估价。2010 年，美国切里斯通 12月 16 日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珍邮拍卖会上，一枚原背胶，品相上佳的《帆船叁分暂作贰分改值倒盖》邮票以 17.25 万美元（折合 112.35 万元人民币）拍出。
排名第四的是“暂作叁分”倒盖邮票
1922 年 11 月 1 日，中华民国邮政调整邮费，国内平信由 3 分调为 4 分，并准备了大
量面值为 4 分的北京二版帆船邮票。后来这种调整邮资的举措，遭到地方军阀的反对，实
行不久，即又停止。国内平信邮资仍改为 3 分。但已大量备用的 4 分邮票又派不上用场，而面值 3 分的邮票用量大增而短缺。为此，邮政当局便将 4 分帆船邮票加盖暂作 3 分邮票。
加盖的方式是用红色油墨在邮票中心加盖“3Cts．”，两侧加盖“暂作叁分”字样。在加盖
时，由于印刷工人的疏忽，产生了倒盖错体邮票。传说这种错体票出在北京，但却是被住在
上海的一位外国人购得而发现。其存世量约为 10 枚，估价为 68 万元人民币。1996 年 4 月
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行珍邮拍卖，1 枚旧票以 41.4 万港元拍出。
上图右侧为“暂作叁分”倒盖邮票。
排名第五的是“孙像倒印”邮票
1941 年（中华民国 30 年）2 月 21 日～4 月 21 日，邮政总局发行了一套以孙中山先生
头像为主图，边框上为中华民国国徽的普通邮票，由美国钞票公司在纽约代印，全套共 16
枚。面值分为分、角、元三种，从半分到 20 元，元面值票为双色套印，分、角票为单色印
刷。由于通货膨胀，面值过低已不适应当时邮资费用，发行没用多久就停售了。这套邮票印
刷精美，很少有变异，但 2 元面值的邮票却出现了孙中山像倒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枚邮票
边框呈蓝色，中心图案孙中山像呈黑色，在当时需分两次印刷，第一次先印蓝色边框，第二
次套印黑色孙中山像，但在套印时，由于纸张置反了，因此产生了孙中山像倒印变体珍邮,
称“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这枚变体票是一个叫郑晴初的学生发现的。近年来，当事人把
发现倒印票的来龙去脉两次向集邮界公开。
郑晴初回忆说，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读初中，校内盛行集邮，同学间相
互交换邮票。当时，我父亲与朋友共同开设广大华行，经营西药等进出口贸易，在成都、贵
阳、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与国外，如美国、印度、缅甸等有生意往来。我几乎每星期
都进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邮包上的邮票剪下来，带回学校和同学交换。有零用钱剩
余时，也常到在一间公司中摆张桌子卖邮票的王劳先生处买一些便宜的外国邮票。由于法币
贬值，东川邮政局的集邮柜台将面值已经过时的邮票按面值出售给集邮爱好者，我也经常去，
为了省钱，总是挑选印刷漂亮、面值低的买。那时认为，孙中山像邮票，如面值五分、八分、
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邮局是整版整捆卖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让挑选。记得那天我
买这捆邮票时还和邮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买面值一元以上的，但协商不成，必须要买，
只好忍痛买下。时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应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传说的十一月三十日。
最近我查过那个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学，不可能进城去，因为南温泉离重庆有十八公里
远，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进城去的。
邮票买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一直到看到报上有东北等地邮商刊登的广告，愿意以
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邮票来交换在重庆发行的邮票，我想写信去交换，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
成捆买来的邮票拿出来整理。那时南温泉的电灯是由隔壁一间小水电厂供电，冬季水小，电
力不足，灯光昏暗。我那十几岁的妹妹也在旁边凑热闹，不断问东问西，她忽然问我：“二
哥，为什么这种邮票上的人头是颠倒过来的呀？”我当时嫌她碍事，轰她走开，同时也不禁仔细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惊，果然真的一整张五十枚孙中山贰圆票，人头像都是倒过
来的！
由于我听说过“二元宫门倒印”是珍贵邮票，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买到了珍品，于是
马上将这版邮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赶进城去。当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从南温泉坐
长途汽车到海棠溪下车，过江到储奇门找邮商王劳先生。我鼓着勇气请教他：孙中山像有没
有倒过来印的？他看我人小，以为是开玩笑，很不耐烦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还不死心，又
跑到近望龙门的一家叫邮友邮票社去打听，这家邮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较重视，详细看了邮
票和了解买到的经过，并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乡来找我。随身带了
一大包袱的邮集，问我是想换邮票，还是想卖钱，我说想换，他就打开包袱让我随意挑选。
面对着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的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小龙、
慈禧万寿等等，我都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赶快求助于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
多，要我沉住气，由他和艾元俊谈判。结果前后两次，以十六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和
他换了几本邮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面值记不清了）以及自“万
寿”起到新生活运动的整套纪念邮票（其中缺光复、共和两套）；外国邮票记得有苏联北极
探险、苏联大建筑、德国的兴登堡头像邮票等。他当时答应一定给我“光复”、“共和”邮
票各一套，表示眼下手头上没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实际上他始终也没有给我这两套邮
票。在第一次交换前，我们到南温泉照相馆先将这一整版五十枚邮票拍了一张 3×4 寸的照
片。艾元俊此人邮德较差，第一次在南温泉交换时我提出交换条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
连，应将整联撕开，他一口答应，说怕临时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庆后撕好给我看。第二
次在重庆交换时，他将一些四方连邮票放在透明纸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过，但给我发现他竟
用了正印的纽约版贰元票剪了中心头像冒充倒印票。这个煞费苦心的花招弄得他当场十分尴
尬，当时还有赫崇佩和另一个人在场。郝崇佩给我印象很深，他看来很老实，真正是一位集
邮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谈话时，他悄悄地让我看他带来的邮票，告诉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
换的邮票都是他拿出来的，而艾只给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几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
给我更多的邮票。我当时很心动，想与他交换，但没带多余的，事后他也没再找我。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后，消息就传开了。我家真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
我放学回来，每个人都带着大批邮票想与我交换，其中也包括那位邮商王劳先生。家人不知
我出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我才说出了事情经过，结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亲保管，
我则乖乖地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到了上海以后，我继续集邮，家里也一直是支持的。广大华行在纽约、香港都有分行，
有时父亲下班给我带回来旧信封和邮包皮上的邮票，有时我自己去取，每逢周末家中浴缸里
全是我泡的旧邮票。上海北四川路邮局集邮组每逢有纪念邮票预订，我都是成百套地订，低
面值加盖票更是成捆地买，从中收集到不少变体邮票。上海中央商场袁必成先生的成记邮票
社每逢周末有邮票拍卖，我几乎每次都到场，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初，我家全家
迁港，只留我一人在上海，家中自香港带来美钞、黄金给我作为生活费，我都用来购买邮票。
一九四九年，我家在天津重聚。在我离开天津老家去北京上学时，整理了一下全部邮票，
大大小小邮集有六十多本，加上成版的中华邮政后期纪念票，大捆大捆的贬值后不通用的低
面值邮票，装了大小十二箱，其中包括最早艾元俊换给我的全部邮票。“文化大革命”过后，
听在天津的三弟和上海的大哥说：“邮票全部被抄家抄走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五十枚“纽约版孙像倒印”的下落。在重庆时只有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亲带到了上海，一直由父亲掌握。听说承印邮票的美
国钞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亲要求购回，但被他拒绝了。据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
给他的老朋友卢绪章先生，而听说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亲在上海时也曾卖出
一些，因为一九五二年春节，这是我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天津家中过年，有一天
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亲让我上楼到他的书架上取一本《政治经济学》下来，其中夹着剩下
的邮票，大约有二十枚左右，他让我撕了一枚留作纪念，此后他将邮票带来香港。一九八一
年他有病时，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几家银行的保管箱整理财物，据说已无此邮票。
一九八零年，史丹利杰宝斯拍卖行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一枚“纽约版孙像倒印”邮
票，编号为 268。我抱着领略一下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被拍卖的心情去参加了，结果是我的六
弟以五万五千港元拍到了这枚邮票，在我当年以两圆法币买到这枚邮票时，他尚未出生。最
近，太古佳士得将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带版铭的十张相连的孙
中山肖像错体票，即“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底价为一百五十万元。从版铭上编号 32 来看，正是我当年买到的五十枚中的十枚，估计是我父亲五十年代来港时带来的。不知此次花落谁家，但愿能落在华人集邮家手中。
如今我保留的这一枚，陪伴我度过了几十年的坎坷岁月，陪我踏上征途，也伴我历尽百
劫。“文革”抄家时，仅因藏在宁夏我家小土房的土墙内而幸免于难。我将珍之藏之，它使
我缅怀少年时代集邮的乐趣，也使我想到我曾拥有和失去的一些，更使我想到要记住和要忘
却的一切。
在 1996 年 5 月 20 日举行的北京邮品拍卖会上，“纽约版孙中山像倒印”邮票底价为
18 万元，最终以 29 万元拍出。2006 年 11 月 2 日，苏黎世亚洲拍卖公司在香港举行的秋季
拍卖会上，“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亮相，估价 40 万至 50 万港元。2010 年 12 月，在美国切里斯通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珍邮拍卖会上，一枚背胶有轻贴痕的“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以
12.075 万美元成交。2011 年香港的拍卖市场上，一枚“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成交价为
172.5 万港元。2012 年 3 月中旬在香港举行的苏黎世亚洲“珍稀邮票及邮政史拍卖会”上，
“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以 241 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同年 10 月中旬，苏黎世亚洲于香港举
办的秋拍邮品拍卖专场上，一件“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直双连，估价 450 万至 500 万港元，最终以 480 万港元落锤，外加拍卖佣金，此枚邮票的成交价达到了 522 万港元，创下了民国邮票拍卖价格的新纪录。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嘉德秋拍上，一枚“纽约版孙像倒印”邮票以 149.5 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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