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顶点
所有地产需求的描述中，第二个重要理由是人口红利。很遗憾，笔者没有完整的中国人口数据，但中国人口事实上的人口井喷区间是50-70年代中期，50年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财富的平均分配导致的社会供养能力的增加而导致的人口的增长，这个极限在大跃进的时候得到体现；
第二个增长区间是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土地供养能力再次增强，导致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但进入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导致人口恶性增长速度放缓，但因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因此50-70 年代出生的人口的再生育高峰就是整个人口结构的高峰（54年-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1%；57年-76年总共净增人口3亿多，自然增长率为 23.6%，最高年份达到33.5%，考虑到50-70年代生育年龄的早期趋势，70年代早中期的人口井喷便可以理解，而本阶段正式计划生育开始出台并严格执行的阶段）。
如果我们以76年最为最后高高增长年份，同时将现有婚育年龄的平均年龄设定为30岁，那么2006年将是我国人口最高的顶点，虽然最近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高峰年龄还有两年才能到来，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以及50年代人口激增的社会现状，我国也将面临50年代增加的人口集中死亡阶段。因此短暂的人口峰值的推移，不能改变整个人口发展趋势的现状。从这个推断中，人口的绝对红利已经无法构成当前我国房地产产业的支撑的核心要素。
人口红利的第二个方面是伴随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转移红利，即在非工业化和非城市化的阶段，或者乡村社会，人口红利表现为总量恒定的红利，人口流动性极弱，因此由于人口流动延伸的流动性居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化和产业化的推动，人口流动性红利开始普遍呈现出来。
依据人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人口流动主要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就业年龄阶段，按照当前普遍的就业年龄应该在25-60岁，但考虑到目前教育产业现状以及人进入50岁后的流动性动因减弱，人口流动性的主要阶段应集中在18-50岁这个区间，这当中，如果我们加入经济因素，那么由于流动性导致的购买力主要集中在30-50岁这个区间。反推过去，按照我们前面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反推，流动性的人口红利顶点大概在 2026这个时间段（实际情况可能更早一些）。
在讨论人口流动性对于房地产业的红利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讨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中国的财富结构。相比于西方社会的橄榄型社会特征，中国的社会特征呈现出明显的二级分化特征，即我们常说的28结构，或者是37结构。也即尽管流动性人口的红利基数庞大，但实际能正常流动，且能产生流动性需求的人口总量是并不会太多。而这个红利在当今西方世界被证明是房地产市场持续存在的主要动力因素，并不是支撑房地产市场集中爆发阶段的动力因素。
财富与危机
财富效应，对房地产行业来说，严格的说来，应该叫财富增长带来的购买力效应。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论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候，已经进行过说明，这里将推论延伸出来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房地产行业的购买力结构。而这一点在现今的房地产调控领域的政策导向已经极为明显而充分的得到证明。
但房地产财富效应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社会的财富结构，也不能简单用中国人口结构或者人口红利，甚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进行解释。在解释这点的时候，我们要加入一些历史元素来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带来的购买力效应。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2000年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固话，即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唯一衡量标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面，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是以占有土地数量多少来恒定，同时因为封建社会的私有化的合理合法性，土地的可继承性让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土地拥有者的世袭家族。这种世袭的社会效应和示范效应的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的价值观上面，而当这种土地的占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效应基本就等同于宗教和信仰，这是解释我们当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痴迷的最重要的核心因素。
但如果经常看中国史，会发现整个中国经济史其实就是个土地聚集与分散的历史，从陈胜吴广开始的均田地，再到天平天国无一不是这个口号，均田地。一个社会开始的时候是以土地分散开始的，结束的时候是以土地的高度集中垄断为特征的。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部经久不变的经济史。在今天都市社会取代乡村社会以后，以乡村土地占有为生存和财富衡量标准变成了都市以房屋多寡的占有来衡量的标准的时候，整个社会进化史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出现更多的不同。
在过往的社会，财富的兼并和集中都发生在每一个朝代的中期，而且都是以经济危机为背景开始展开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前提，农村土地稀缺是绝对稀缺，城市住宅稀缺是相对稀缺。在整个社会不再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推动发展的时候，房屋的稀缺性才能凸现出来。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还没有经历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普通民众还没有被尝试财产的转移过程，但对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了，2008年房地产企业是一次大规模的垄断度提高，2011年是第二次。随着这种局面由企业组织开始向个体转移，前提就是一次中等规模的经济危机，以占有房屋作为财富的动机观念一方面将被削弱，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购买力将被削弱。这两者共同导致房屋集中度的出现。但整个社会受制于财富的集中和转移，财富购买力将不变，但购买群体将减少，因此对房屋绝对需求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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