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我国其实比当年日韩更有条件迅速建立个人和家庭的住房信息库，以保障以普通自住房为基准，满足所有城市化常住人口居者有其屋的需要。年初限购令发布以来，一线城市的房价被“摁”住，但二三线城市今年上半年房价又普遍上涨。日前，国务院传来的消息称，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须限购。实际上，即使以如此强硬的行政手段调控，房价上涨的势头能否被压下仍是一个未知数。房价调控政策年年均是“最严厉”，但年年上涨。限购令是对当前中国楼市政策调控缺乏整体性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个注释。而相比较人口资源禀赋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和韩国，在城市化的加速期，它们当年同样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却很好地解决了大量农民入城的安居问题。它们选择的方案与路径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当前的调控政策错在何处，应该如何剖析和改进？据此，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回答了媒体的疑问。
中国为何与日韩
具有可比性
记者：当我们在对比中日韩三国的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时，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为何三国具有可比性？
华生：一是人口资源禀赋状况比较相近，土地资源相对比较稀缺。第二是中日韩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基本上一样，就农民进城、出口导向、产业升级、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服务型社会全面转型这一系列发展轨迹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走过的道路如出一辙。第三，三国所走的都是后发的赶超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第三点很重要，跟房地产息息相关。因为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要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当中集中进入城市。这个阶段房地产市场是绝对的供不应求。这个阶段结束后，日本韩国是城市化率到百分之八十多以后，供需才稳定下来，上涨期结束。回过头来观察和审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政策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特定的历史阶段。
如果对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认识不清，去选择研究和比较对象的时候，就会抓瞎。日韩两国均在二战后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而且没有留下城市贫民窟等后遗症。他们的经验对正在进入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日本韩国成功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就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主要采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和户型。
记者：同样是调控，中国当前楼市调控政策和思路主要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
华生：核心的差异，日韩是认识到在这个阶段，是让所有的城市人口能够以安居作为主要目标，而中国是以控制房价为目标。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房价上涨，不可避免，不能逆规律而动，非不让它涨，因为大量的人口进入，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市土地不可再生。日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安居权，进入城市得安居是国民的基本权利，都写到宪法、政府的政策纲要里面去了。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不受节制的需求膨胀、住房分配的严重不公不均，以及税收对富裕阶层将房产占有的不均转化为收入的鸿沟敞开大门，是中国楼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房地产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全面重新审视和再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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