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现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被10多个政府部门聘为高级经济顾问，主持过“青岛海尔”、“江苏春兰”等40多家企业的股份制改组、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
在A股市场大幅下落的背景下，一些人从救市角度出发，提出了设立平准基金的主张，并引证说海外市场也有股市平准基金且运作效果不错。从这一平准基金的功能设想上看，主要有二：一是强调低位购股，避免股市深度下落，熨平股市走势的波动，犹如“最后购股者”。二是强调购入大非股份，减低大小非给股市上行带来的种种压力，犹如“稳定器”。应当说，这一设想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股市的健康稳步的发展，因此，对股市而言，似乎是一个加法。但如果细细追寻，就不难发现，这种股市平准基金的实践效应将是一个严重的减法，不利于股市的健康稳步发展。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10多年来，调控股市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和监管行为，在此背景下，股市平准基金一旦设立，就很容易成为有关政府部门调控股市又一新的路径，从而，发生“政策市”向“操控市”的演化。这种状况的发生，不仅不利于A股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将严重强化股市的体制弊端。
第二，股市平准基金暗含着政府信用的保障机制，由此，它将处于盈亏的两难境地。如果股市平准基金在操作中获利了，意味着政府直接介入股市投资而赚取差价收益，这显然不符合政府在股市中的监管者定位和职责。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需要在股市交易中获得差价收益，则股市就无“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可言了。如果亏损了，不仅意味着政府以全国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来补贴股市投资者，这将引致纳税人的不满，而且将给政府信用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一些人以香港盈富基金为例，强调中国应当设立股市平准基金。不知这是建立在对盈富基金形成历史不甚了解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对这一历史视而不见的基础上？香港盈富基金的形成可追溯到1998年的香港金融市场国际大战。当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海外对冲基金集中了巨额资金，通过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机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为了保障香港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在外汇平准基金的资金不足条件下，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一部分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性质的基金单位。在这场金融风暴冲击过后，香港的外汇平准基金立即与证券投资基金分离，将后者设立为盈富基金，香港特区政府不再为盈富基金的市场运作提供任何信用支持，盈富基金实际上成为一般的证券投资基金，并不具有任何股市平准基金的功能和义务。因此，以香港盈富基金为例，证明中国应当设立股市平准基金，有张冠李戴之嫌，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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