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日，在改革开放大幕拉启的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份经济类报纸《市场报》诞生于北京。从此，一份专业的以传播市场经济的新闻、信息和刊登广告为使命的经济类报纸开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了。之后，在中国大地经济类媒体如潮涌动，从报纸到杂志，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今天无时不在的网络和手机媒体。可以说，经济类媒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也投射和规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经济类媒体也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向着更专业化的道路演进。
在30多年的中国经济类媒体萌动与成长的过程中，一份特别的媒体出现了：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出现于上海。当时的媒体惊呼：它生于上海，生于广东，生于北京，生于中国，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份里程碑式的报纸。之所以如此煽情，是因为这份财经媒体融合着全新的经营理念与办报理想，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商业改变世界。今天，《第一财经日报》的管理者们说，它的采编网络已经覆盖全球，230名记者从世界各地为它的受众时时传递着准确、全面、权威的资讯和分析。
从初创至今天，《第一财经日报》已经走过了6年多的春夏秋冬，一个《第一财经日报》的受众群落已经成为气候。也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又发生了重大变迁：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结构性的转轨来化解沉积的矛盾，经济发展也需要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来渐进地清除既有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自由也成了有着理想精神的国人们追求个体福祉的最好路径。所以，今天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质量的经济信息的传播与解读，更需要高度专业性的经济类媒体对经济现象负责任的报道以及普适价值的构建。
2011年初，就“财经媒体如何担负当下使命”这一主题，笔者在《第一财经日报》报馆对秦朔总编进行了访谈。
问：在1979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份以传播市场商品信息为使命的《市场报》，与32年前相比，今天的财经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何种特征？
答：中国所谓的财经、经济、金融、证券、商业这类的广义财经媒体，我自己认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体制内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工作为主体，其报道以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以指导经济建设为主导。《经济日报》就是这一阶段由《中国财贸报》改名而来的，它就是以指导经济工作作为经济报道的标尺。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成就了中国很优秀的一批新闻工作者。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除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的经济类媒体继续发挥作用外，还出现了几件新的事情，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经济类媒体的多样化，而且这一特征贯穿个阶段。
第一类是在1991年中国出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成立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证券类的报纸，主要有三大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还有一些地摊式的证券报刊，发行量最大的超过100万，它们的特点就是披露证券信息权。第二类是市场化的财经商业报纸的雏形出现了，这些基本上是自负盈亏，不像80年代那个阶段，我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有三份：一是《中华工商时报》；二是《粤港信息日报》；三是深圳的《投资导报》，特别是它的周末版《财源》，因为它是跟瑞士荣格集团合作的，有很多新的内容。在今天中国市场化财经媒体里面的领军人物或者说是主要领导人大体上来自这三个媒体，像胡舒立、水皮、刘坚等。第三类就是杂志市场上的《财经》杂志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改革，还有像《商界》杂志。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它的背景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形成了新一轮的市场经济的启蒙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前后，就是中国融入世界、接受世界游戏规则，这个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央视《对话》使财经商业人物包括企业家变成大众明星，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石、潘石屹等就是从《对话》开始出名。第二件事是真正意义上市场化商业报纸形态的出现，代表性的有《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周报，之后《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日报出现。作为中国第一份日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于2004年，它的出现带动了日报市场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也转成日报。这一类的报纸成为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类别，因为现在在市场化的意义上，最有影响的就是这一类的报纸。第三件事，我觉得是逐步形成了一种全媒体的样子。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财经的电视、广播。这个阶段的总体特征是更加市场化，广播电视也都起来了，对于经济的关心、商业的关心越来越大众了。
第四个阶段，在我看来应该是在2006年、2007年这轮的中国资本市场大牛市。这轮资本市场的大牛市史无前例，因为它把中国绝大部分人都卷到证券市场里来了，中国的基民有一亿多，中国的股民有一亿多，这是有开户数为证的。这一轮的牛市，当然接下来是熊市。为什么要把这个特别地分开来呢？因为它真正地跟每个人息息相关，包括房地产，也是在2003年以后，房地产资本市场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我觉得要特别的提出来。这里面又有了新的事了。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化，今天所有的国际财经媒体都有它们的中文网，像华尔街中文网、路透中文网等等；第二件事就是服务，这样的模式是卖服务卖终端的，就是在创业板同花顺跟东方财富网，还有接下来很快上市的大智慧，这一类的以做服务为主的，就是炒股软件、理财终端，因为它这里面也集成了很多的新闻内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很多老百姓是通过它来了解财经的；第三件事应该是民营化，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类的公司都在A股上市了；第四件事是互联网的数字化，所以像新浪财经、搜狐财经、东方财富网这一类的都起来了。
因此把大致的脉络梳理的话，肯定是越来越从体制内向市场化、从单一媒体向多元化媒体、从新闻的属性到服务的属性、从资本的单一化到资本的多元化、从传统的介质到跟互联网高度相关。今天财经类媒体的竞争应该是最激烈的，因为在中国有实力的传统的媒体集团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今天和《第一财经日报》刚创办时的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之一在于刚办的时候互联网的挑战还没有那么强。第二是服务还没有崛起。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是一个熊市，所以像大智慧、同花顺创办的时候，万德等都没有起来。所以在那种局面下，你不会觉得针对投资者的金融信息服务这个市场那么大。第三，国际化压力也没有今天那么大。过去的国际化，虽然有三大商业杂志进到中国了，像《福布斯》、《新闻周刊》，但毕竟它们还不是很主流，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通过互联网FT的注册人数就超过100万了。类似FT这样的媒体，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媒体了，所以整个的国际化、数字化服务其实都跟传统媒体的内容不一样了。
问：在创办之初，《第一财经日报》的口号是要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权威性，最受尊敬的首选财经日报，成为一张和中国经济的未来相匹配的报纸，在今天看来，这一目标是否实现？为什么？
答：那当然没有实现，我们的报纸是非常有远大理想和纯真格调的，希望以这样的理想去探索，那么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报纸跟整个中国这个时代的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商业、市场发展的要求相比，差别还是很多的。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能力的不足，从创办报纸到现在，在每年的第一财经的会议上我都反复讲一句话，就是希望永远在我们肩上，可是我们没有肩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里面涉及我们对于媒体的基本价值的理解，我们认为媒体本质上是代表受众去寻找受众自己不可能去参与的很多的问题、现象、事情，然后帮助读者去梳理去报道去观察，某种意义上它是带着大家提出的问题去寻找答案的这么一种职业。因为很多人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事件，他们委托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信托人、受托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整个团队又这么年轻，要看得透、要理解、要报得准确、要搞得好是需要综合性的许许多多的能力的。今天大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也搞不清楚到底收入分配是怎么样的，到底房价涨了多少，媒体就是要尽可能搞得清楚一点，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尽可能地把这个东西的脉络梳理出来，尽可能地找到一点逻辑，尽可能地找到一些解答，我认为这是我们财经媒体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称之为我们要每时每刻每日地去观察基本面的变化，那么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自己的知识不够，我们自己的技能不够，我们自己的专业精神不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不可能试想一帮30多岁的人领着一帮20多岁的人就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当然我们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事实上自己能力的问题还是第一位的。
第二个原因是跟我们的整个社会、政府，我们报道的主体比如机构、公司等给媒体提供的信息不足有关。在大量的采访报道过程中，及时、透明、准确、服务、配合是不常遇见的，受到阻挠、受到抑制、受到不配合、受到诱导、受到误导甚至受到打压等类似情况非常多，所以你要想去了解这个真实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不想让你去了解，而且很多他也没有这个习惯让你了解，可能他觉得你不用去了解。
再加上，作为一个财经媒体，你要了解政策，你要去采访部委办局，部委办局觉得你就是一个地方媒体，就是一个处级单位，理你干吗？又不能异地采访，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部委，你就认识一个科员，慢慢你要能认识一个司长，甚至慢慢地能得到他们的邀请，正式出席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发布会，本身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靠你的文章写得好，需要靠你给人家留下更深的印象，才可能邀请你。在中国，官本位、层级体系的现状是一个问题。又加上现在很多人还在阻挠信息流动，因为他是为了既得利益，最好让大家不要知道，所以这种环境无助于你的能力提高，包括很多企业也觉得你就是它的一个工具，给它发发宣传稿、公关稿，这样的话企业不是帮助记者很好地了解行业、了解基本面，来帮助你的专业能力的提高，它恰恰也是无助于你的能力，所以这个客观环境也有问题。
第三个原因就是培养一支好的队伍，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持续成长的挑战也很大。财经报道领域每年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像我这样从事财经报道的，基本上待个三年相当部分都去了金融机构，因为待遇差别太大了，因为你这里挣个十万八万，到那儿30万、50万、80万。队伍不稳，就有麻烦。
第四个原因就是现在大量地跟多媒体、新技术、服务、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对于技术的理解，体制、机制各方面来讲都存在不足。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问：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诞生。当时，创办者们曾说它是为时代而动、为读者而动、为理想和责任而动的产物，当时的理想与责任是什么？
答：当时的理想和责任也很简单，其实这在我们那个发刊词里都有，我们当时提出新闻工作者的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从专业的知识、能力各方面来讲。第二个是一个合格的财经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财经媒体要有一定的专业性，比如你跑公司等总要有点专业性的知识。第三个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和纯真格调的财经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所谓伟大理想和纯真格调，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推动市场的健康、社会的发展进步，虽然我们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但这是我们的一种求索的姿态，一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气质。
问：6年多过去了，这种理想是否受环境的变迁而动摇？
答：没有改变，会有一些摇摆，也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完全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从总的一个基本气质跟调性上来讲，它没有特别大的偏移。它可能就是平庸了一些，但是它并没有失去基本的比较有品质、比较有专业、比较有理想的这样一种底色，所以它还是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问：您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财经日报要打造对时代负责任的核心价值观”，这里面的“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与我们今天价值观迷失的这样一个时代是否能产生对接？
答：我们主要的侧重点不是在于民众的价值观的迷失，而是在于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商业行为各方面本身有很大的扭曲性，很多是通过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不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财富。
问：今天，面对新的媒介生态，历史又赋予《第一财经日报》什么样的新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全媒体的时代，《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存在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
答：作为第一财经，过去的五六年，做成了全媒体的财经媒体集团。但是接下来，我们也确实面临着国际化、民营化、服务化、数字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下一步的发展。三网融合的核心含义是信息的获取，不仅包括文本，还有音频、视频、数据等，让信息的获取更加随时随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三网融合从本质上还是一个形式，媒体的生命力本质上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凝聚持续的互动广大的用户群。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本质跟一切商业公司的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德鲁克所说的，企业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所以，你的遥远的那一边，永远是很多很多的顾客。我们《第一财经周刊》能够那么快地成功，是因为找准了80后、90后人群，找到了一种方法去达到。从这一段，它的核心的挑战还在于我说的，你有没有肩膀，你有没有洞察力，你有没有发现力，你有没有价值创造能力，在你和用户之间是大量的通道、介质、方式、方法。这就是三网融合提供的机遇，所以站在内容生产者的角度来讲，要么有核心能力，要么无能为力。不能生产好的内容，你就会边缘化。
问：与过去相比，今天财经媒体的使命又有何变化？
答：至于说作为我们这个媒体的使命来看，因为我们的定位是中国最大的全媒体的金融与商业信息服务集团，从传统媒体这个意义上，就是报纸这个意义上，它的使命我觉得也没有很本质的变化，我们创刊词里写的是“商业改变世界”，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第一个是“商业改变世界”；第二个是“商业改变中国”；第三个是“中国改变世界”；第四个是“世界改变商业”。所以我们要为商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体制变革，等等。它有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本质上我们也提到要提倡责任，负责的商业才是一种文明。去年12月31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叫《对时代负责》，我们觉得整个中国社会的衍化也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政府，什么都是政府配置，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市场，企业变成市场的主体。从现在起，“胡温新政”以后，其实社会的力量在崛起，从这个意义来说，其实我们对于商业市场赋予新的含义。所以今年我们正式从1月1日起，要对时代负责。
“对时代负责”是一个基本理念，它展现为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让市场因为我们的存在更有效，市场就是信息要对称，不对称信息就会失效；第二句话是让市场因为我们的存在更负责，或者说是更长久吧；第三句话，让社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更公正，因为商业世界里，有资本分配、贫富分化等很多问题；第四句话，让政策因为我们的存在更切实。实事求是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理解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就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一条是可持续。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很好地报道实际的生活，对于上面的政策也会有帮助。这四句话就分别指导了我们的财经新闻中心、财经市场报道、商业报道、民生社会报道以及政策宏观的报道，这是我对这个阶段的基本的理解。［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CXW005］（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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