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部分演讲内容：
鲁政委：首先谢谢汪老师，其实我刚才听了汤敏老师的一番话之后有一个体会，现在大家讲的核心就是三个字“调结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结构有问题呢？我们首先是和西方国家比，其实这是所有的后起的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当中他们自然的一个思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在路上的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们依然是一个年轻人，我们很多方面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他当年处在我们这样一个阶段可能的一些特征。所以刚才汤老师讲到，说亚洲的这些新兴经济体，当年一些走得比较早的，和我们这个阶段相同的，我们现在和他们似乎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所以我现在要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刺激消费我们至少说了10多年，这个调结构我们也说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收效甚微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找得不够准？或者说不够细致，或者这个问题可能根本没有到那个阶段。比如说从找得够不够细致的问题上，我总是觉得“调结构”这几个字非常像大夫给你看病，你身体不太好，你就说要提高身体素质，这个怎么提高？到底是心不好，肝不好还是哪儿不好？却没有人说得清楚。所以这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只听到了我们很多专家学者讲我们要怎么样，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怎么才能做到你要的这个结果？我们在这方面讲的太少了。
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后面有一个问题，跟我们处在相同阶段国家的问题倒是值得我们更深的研究。到底我们是不是到了该转的时候？或者说要达到那么高的程度？没有人知道。我想今天这个会议开篇，其实王波明先生的讲话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会为我们找到这个转变的点和把握好这个转变的节奏。所以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讲到底我们现在应该人为的往前推政策还是说我们更多的局限于消除一些市场发挥作用的障碍，然后让市场机制更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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