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政策之争看经济真实复苏的障碍
伯南克获美联储主席提名,给市场打入强心针。
伯南克的救市政策敌不过市场的抵抗。全球央行行长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们可以提升资产品价格和GDP,却不能让民众乐于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投资,就没有财富的真实增长。
自美国能源部宣布原油库存低于预期,拉动全球原油期货价格再次大涨后,8月25日全球资本市场下跌,这距离全球主要央行行长释放长期维持低息的信息仅仅两天。上周末,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的央行行长年会上,有多名官员称,全球经济正走出衰退——尽管他们同时告诫称,还有许多工作仍需完成,将维持目前的货币政策不变。8月25日公布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好于预期。
国内利好频频。近日在浙江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要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24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国家设立政府基金性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谁知道呢?也许股市再跌两天,银监会出台个规定,表示禁止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纯属“媒体猜测”。
对这些救市举措,市场未予理会。
8月24日,反映市场风险波动性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性VIX指数周一上升0.5%,至25.14,创出一个月来新高。这说明,市场的风险厌恶感有所上升。8月24日政府债券的购买量进一步增加——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4个基点,至3.53%;而10年期德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3个基点,至3.29%。由于伯南克获奥巴马总统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市场人气稍高。据彭博社数据,8月25日东京时间下午2点11分,日经225指数下跌了0.7%,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了一个基点,为3.46%。有专家表示,近几周股市和债市走势迥异,仿佛“它们来自不同的星球”。
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高涨说明风险厌恶者多,大家避险为上。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债券收益率上升伴随着股市与期货市场的上涨——又一个反市场现象!从美联储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之后,经济领域怪事层出不穷。比如,格林斯潘时代国债利率少于短债利率,现在又是国债收益率与股市齐涨。
现在投资者就像风箱里的老鼠,既顾虑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开始投资大宗商品市场与股市;又担心负债沉重、经济尚未复苏,不如多做一些保险型的债券投资以防不测。此为反市场现象之一。
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另一个市场特征是国债收益率忽上忽下。2008年11月26日,由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超低的利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2.98%的低点,这说明由于美联储降息,当时人们预计经济将持续紧缩,未来通胀风险较低。到12月30日,收益率更到达2.05%的低位,说明市场极度厌恶风险,此后在今年6月9日触及3.95%的高位,一直在3.3%以上、4%以下的区间震荡。
最后是股市大跌大涨,震荡剧烈。美国道琼斯指数从今年3月6日的6470点到8月25日开盘到达9587点的高位,扶摇直上。
不管是债市还是股市,美国资本市场目前都处于关键的压力位置,正与A股市场的3000点相同。A股的震荡之大、反市场现象之多比美股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市场风险越来越大,想迎来下一轮收获期,必须砸出空间来。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中有来自信贷的资金,据分析,票据融资中有人民币3400亿元资金 (占票据融资总额的五分之一)上半年被用于股票投机交易。随着票据的陆续到期,这些资金不得不再度撤出市场。即便银监会网开一面,下半年的信贷结构调整也是必然之举。
金融危机之后,有一本书流传久远,那就是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书中提出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要弥补衰退,只能靠政府加大投资。解决了资产负债表,日本经济为什么还会失落20年呢?
我们太迷信央行了,央行发行的货币太多了,给全球经济下了慢性毒药。消灭了中产阶层,消灭了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使虚拟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肿瘤。 (每日经济新闻)
从货币政策之争看经济真实复苏的障碍
在日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专题讲座”上,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沃尔特教授表示,中国经济是相对健康的,但必须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他预计今年秋季,中国央行将上调存款利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在上半年经过了一轮天量的信贷狂飙之后,央行和银监会等多个部门都表示了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风险的担忧。近日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需要从该银行的附属资本中全数扣除。银监会的监管举措,让调控的趋势日渐明朗。
按早几天前央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提出的意见,对当前银行信贷的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是需要反思的,自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近十年来发展都表明,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前几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需调整,而强刺激政策和信贷扩张,只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
自从我国实施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而实体经济基本面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善,民营资本获得投资的渠道继续萎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差异对我国经济的真实复苏形成了巨大障碍。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到,7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仅比6月份增速略高0.1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的11.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则从6月份的年同比33.6%(年初至今)放缓至32.9%,弱于市场预期的34.0%。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放缓说明基础依然有待加强。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今年以来的首次放缓。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7月重工业增加值增长连续第二个月快于轻工业。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活跃程度在加快,同时也显示重工业化倾向将会加快,这对于当前给急需大量投资的诸如保障性住房、农村基础设施、水利、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中央投资民生项目,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挤出效应。笔者以为,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当中需要密切注意的问题。
从整个上半年的经济复苏形势来看,占据绝大部分投资的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乐观,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两项指标7月分别比6月下降7.2%和2%,显示出我国目前的整个实体经济复苏基础缺乏真正的推动力。在国有企业复苏出现波动时,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变得越来越突出。有报道称,目前上海、温州、深圳三地民间地下拆借利率已从月息6分上升至最高月息10分。
在全球经济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引擎之前,经济复苏注定是脆弱的,本轮经济的快速回升,本质是流动性堆积之下的回升,而非实体经济层面出现真正的好转。而在政府保增长的局面下,对货币政策的争论都将让位于经济增长这个大前提。所以,年内上调利率的可能性在进一步缩小,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也降低了上调准备金率的必要性。(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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