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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1962年生，浙江余姚人，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1992年）和博士（1995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教授，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
分页文章导读：
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即将于4月1日至2日在伦敦召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当前严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此前，在3月14日的G20财长、央行行长预热式会晤中，尽管各国商定“尽一切可能”共同稳定全球经济，但在“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还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应对思路上，美国和欧洲的分歧已经充分显现。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态度受到美国和欧洲两大集团的重视。本报特邀国际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独家撰文，厘清相关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机制，中国不能一味、盲目地帮助美国恢复其经济地位，而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求平衡，这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最终建立金融多极化世界。
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力，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是不消费。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
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人说一两年可以恢复了，也有人说三五年。不过正如很多人指出的，现在看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美国、对欧洲影响那么大。究其原因，并不是中国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比欧美的好，而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就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中国。我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参与未来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很重要。对中国在这次改造和重建金融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有全面而理性的认识。
不能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单一的选择
危机刚开始时，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并不在欧美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中。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远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另一方面是欧美在应付危机上的不同思路。要欧美联合起来，比较困难。欧洲和美国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因为两者的思路不一样。欧洲最先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的腐败性和危害性，欧元体系产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制衡美元。尽管欧洲众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很难整合，欧元尚无能力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基础货币，但其基础形式已经在那里了。
无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场危机，所以他们都在争取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就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选择呢？我个人觉得，这种单一选择太简单。从实际政策层面来看，中国可能会选择美国，因为从战略上考量，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但从长远来看，无论光选择美国，或者光选择欧洲，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当然应该帮助美国，这也是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利益的，但如果一味帮助美国恢复它的经济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一个平衡，不能对欧洲毫不理会。最近温家宝访问欧洲一些国家，表明中国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对欧洲强调得不够。这有多种原因：中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上的问题，中国与欧洲的主要关系是经贸关系。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欧洲一些经济体反而更有可能对中国开放，要比美国开放。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要将欧洲考虑进来，欧元作为对美元制衡的基础货币非常重要。就像冷战期间，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平衡。当然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情况和冷战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但道理还是一样。如果中国过于依赖美国，国际空间会远远小于中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平衡。后者的国际空间反而更大，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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